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休舱
来源: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休舱发稿时间:2020-03-30 14:36:23


张永振等人还讨论新冠病毒目前的基因演化。新冠病毒是一种RNA病毒,相对容易发生突变,很明显病毒基因组未来会出现更多的突变,这也会帮助追踪新冠病毒的传播。“然而,随着疫情的增长,我们的序列样本量相对于病例总数可能会非常小,以至于很难追踪明确的人际传播链。”

在此次疫情尚不为外界警觉时,即2019年12月26日,张永振、霍尔姆斯等人获得了武汉中心医院一名患者的病毒样本。1月5日凌晨,研究团队从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GenBank:MN908947),并立即报告了相关部门。1月11日,研究团队在病毒学网站(virological.org)发布了所获得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另外,尽管冠状病毒的突变率可能比其他RNA病毒要低,但它们的长期核苷酸替换率与其他RNA病毒相同。这表明,较低的突变率在一定程度上由病毒在宿主体内的高复制率弥补了。

冠状病毒显然具有跨越物种界限和适应新宿主的能力,尽管与其他一些RNA病毒相比,冠状病毒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尚不清楚。“这让我们能更直接地预测,未来会出现更多的冠状病毒。”当地时间29日晚,处于隔离当中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通报最新的抗击疫情的措施。

他们认为,为了确定中间宿主可能是什么,有必要对来自华南海鲜市场或生活在接近人群的动物进行更广泛的采样。

此次疫情临床病例开始出现后,张永振等人即试图确定致病病原体的基因组序列。他们的研究对象来自2019年12月26日入住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患者,当时已经发病6天。该患者出现发热、胸闷、咳嗽、疼痛和虚弱,伴有肺部异常提示肺炎,这些症状随后在COVID-19中很常见。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比SARS-CoV和MERS-CoV更具传染性,个体在无症状或处于有症状前的潜伏期即可传播病毒。

“我可能确实比一般人心大,或许和平时救治的病人有关,很多是治疗很棘手或者其他医生不愿意治疗的病人找到我。见到了更多人间的苦难和悲痛,我觉得今天的我不算什么事儿。”直播里,陶勇和大家分享了自己从医经历中,接触的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其中就包括一个曾经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小女孩。2002年,还在北大人民医院做研究生的陶勇接触到了这个当时只有两三岁的小患者。他回忆,那时,孩子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无奈摘除了一只眼球,但是另外一只眼球也发现有肿瘤迹象。医生通过各种手段对另外一只眼球进行治疗,小女孩每两三个月就要接受治疗,而当时她家里经济情况非常糟糕。“爸爸带着她从河南农村出来,在北京居无定所,住过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就这样给孩子坚持治疗了十年。”陶勇说,孩子的命最后保住了,但是另外一个眼球没有保住,变成双眼摘除。即便如此,这个孩子的内心依然非常阳光开朗,笑容总洋溢在脸上。此后,陶勇和孩子的爸爸一直有微信联系。当孩子的爸爸从网络上得知陶勇被砍伤的消息后,要给陶勇捐1000元,表达心意。陶勇没有收他的钱,但是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感动。“患者是自己最好的老师。”陶勇说,病人没有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被人拒绝,他们就能仍然对世界抱有感恩的心。他感谢老天爷,让自己一直看到真善美。“我自己遇到劫难,但我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他说。

上述推测结论来自两位病毒学专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玛丽·巴希尔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所的爱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C. Holmes)教授,以及中国疾控中心(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当地时间3月26日,这两位“老搭档”联合在顶级学术期刊《细胞》(CELL)上发表了一篇评论“A Genomic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 and Emergence of SARS-CoV-2”。

这种插入可能增加病毒的传染性,但在其他相关的β冠状病毒并不存在。类似的多碱基插入在其他人类冠状病毒中存在,包括HCoV-HKU1,以及在禽流感病毒的高致病性毒株中也存在。